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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开放的时代，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与域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人员来往、商贸沟通都呈现着空前繁荣的景象。多民族智慧的碰撞、多元文化的融合塑造了唐朝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以至于后来的外国人将中国人称为“唐人”。

中国文化的精髓精神在唐朝时期得到了良好传承与发扬光大，同时也塑造了唐朝文化的包容性，使其在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仅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同时也彰显出了博大胸襟与包容气度。

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与各国的政治外交往来，来华商人、思想家、留学生的传播，以及本国人口的迁徙，对东亚“儒学文化圈”扩张、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及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当代的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尚公”为首派生“重礼贵和”，文化精神引领传播之河

唐朝文化对外传播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引领作用，因而堪称唐朝文化的灵魂。唐朝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部分——“尚公”精神、“重礼”精神与“贵和”精神。这三种主要文化精神皆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又蕴含于唐朝文化符号、文化产品、文化制度以及文化服务等多个层次之中，不仅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更在引领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说,重礼、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的”。作为唐朝文化对外传播中所蕴含的主要文化精神之一，“尚公”精神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在引领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提升了唐朝文化的竞争力，增强了唐朝文化的凝聚力。

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重礼”精神是唐朝文化对外传播中所蕴含的主要文化精神之一。从传统意义上讲，“礼”主要指“周礼”，即周朝为了维系政治制度、稳定社会发展而制定并流传下来的基本礼制。“礼为四德、五常之一且是‘四维’之首”。由此可见，源远流长的“重礼”精神在唐朝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贵和”精神是唐朝文化对外传播中所蕴含的主要文化精神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在《论语》中就已经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论述。中国古代对于“贵和”精神的诉求主要在于“以礼得和”，这里“和”虽包含多个层面，但却往往都以“礼”作为“和”的前提、途径与归宿，因而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集中体现与重要保障。

由此可见，一方面，“贵和”精神与“重礼”精神有着重要的文化衔接，崇“礼”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维“和”；另一方面，“贵和”精神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起源甚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基于此，“贵和”精神在唐朝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尚公”精神、“重礼”精神、“贵和”精神这三种具有中国传统智慧的文化精神分别对唐朝文化的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指导唐朝民众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实践，同时也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发展规律。

“尚公”精神提升了唐朝文化的竞争力与凝聚力；“重礼”精神增强了唐朝文化的协调性与稳定性；“贵和”精神赋予了唐朝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三者共同引领了唐朝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诗书画、丝瓷茶：那些刻着中国印章的唐文化

唐朝在三个核心文化精神的指导下，具体的对外传播主要体现在创设中华文化符号、输出中华文化产品以及完善中华文化制度三个方面。

<唐朝文化符号>

唐代诗歌作为凭借其丰富的表达形式、深厚的文化底蕴、饱满的艺术感情，对外有力地彰显了大唐的盛世繁华、博大胸襟与文化自信。在伴随大唐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中外艺术文化的交流与互融，从而使大唐文化得以深深扎根于外域文化土壤中并大放异彩。

在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的艺术门类中，书法堪称兼具浓郁民族特色与悠久文化传统的“艺术”文化符号。唐代是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书法注重创新，体类完备，法度森严且理论专著颇多，因而具有极高的艺术文化价值。

唐盛世下的书法大师辈出，书法作品各具特色且艺术价值极高：虞世南的书法内刚外柔、意境悠远；欧阳询的书法兼具方圆、动静相宜，散发出大唐庄严儒雅的文化气度；颜真卿的书法苍劲雄浑、落落大方，同时又不失雍容端庄；柳公权的书法疏密相得益彰、兼具刚毅稳重、精力饱满丰筋，颇具盛唐时期的宏伟气象。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成为了唐朝文化对外传播中典型的“科技”文化符号。在印刷术问世前，书籍 *** 的形式主要为手抄，不仅耗时费力而且成本极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的对外传播。及至唐朝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繁荣发展，世人皆以识字读书为荣，因而在当时对于书本的印刷数量与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印刷术得以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独特媒介。

<唐朝文化产品>

在唐朝时期对外输出的众多文化产品中，茶产品兼具回味无穷的文化魅力与厚重的文化底蕴，因而不仅深受唐朝国民所喜爱，同时也赢得了众多海外民众的青睐。由此，兴旺发达的茶产品贸易极大地推动了唐朝文化对外传播，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唐朝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多彩绚丽的丝绸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对当时各国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时期的丝绸产品已不再局限于作为纯粹的贸易产品，通过丝绸产品的对外输出，其他国家和地区得以不断领略到这一文化名片中所蕴藏的唐朝文化艺术魅力与典雅气质，从而也使外域民众加深了对于唐朝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随着唐朝时期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对于瓷器产品的需求量都有了显著提升。由此，唐朝瓷器产品贸易的空前盛况，在当时成为了两条“丝绸之路”上亮丽的风景线，而唐朝时期也堪称古代中国瓷器产品输出海外的黄金时期。唐朝官窑与民窑的数量众多，制瓷技术的创新也层出不穷。

<唐朝文化制度>

唐朝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带动了文化教育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官学制度的完备。唐朝时期的官学制度主要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部分，其中，中央官学主要由唐朝中央 *** 直接举办和管辖，而地方官学则主要由地方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创办。

雕版印刷术的问世为书籍的出版与流通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技术条件，造纸业的兴旺发达也为大唐文化的发展与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载体，进而共同为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扫清了障碍。同时，唐朝庶族地主阶级与自耕农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他们旋即积极寻求提升其社会地位的路径与渠道，这也促使科举制度在唐代得以完善。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期的发展与完善，不仅维护了唐朝社会的繁荣稳定，同时也增强了当时人才的遴选力度并扩大了官吏的选拔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唐朝文化的发展与对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作为唐朝中央 *** 的藏书、修书之所，书院最早出现于唐代，其中以丽正书院最为著名。书院在设立之初的职能，除了遵循历朝历代的优良传统并筛选经典文化典籍并加以保存之外，还有负责编纂国史政事，为统治者在治国理政提供鉴古思今的重要参照，从而协助其制定有利于维护王朝稳定的大政方针。

三、文化自信不可变成文化自大，道路畅通才可顺流文化长廊

尽管唐朝文化在对外传播中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中国达千年之久，至今仍旧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程。

《后汉纪桓帝纪下》记载：“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天下。”

中华人民始终将本国视为“世界中心”“天朝上国”，因此在唐朝文化对外传播时，也惯常用“自我”的视角进行文化宣传和推广。在与各国交流时，更直接将其独有的文化礼仪视作尚未开化的象征，从“蕃人”“夷狄”的称呼，到“通海夷道”的名称，不难看出唐朝对海外诸国文化的轻视之意。

这种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轻视和“自我”的态度，使得唐朝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与各国产生了礼仪、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例如唐太宗时高表仁出使倭国与倭国王子争礼无功而返可以见得，唐朝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礼仪之争时有发生，甚至会影响到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有父死娶母者，有兄终弟及者，有死后天葬者，有身亡不立冢者，有跪拜行礼者，更有贴面亲吻者等，唐朝“天朝上国”的立场不仅使两国在相互交流时出现激烈的冲突和矛盾，更阻碍了文化的双向流动与传播发展。

《旧唐书回纥》记载：“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掞，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化的对外传播同样也离不开传播道路作为基础和支撑，而传播交流道路是否安全顺畅不仅关乎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动和经济贸易的发展，更关乎两国思想文化传播交流的深化和文化事业的兴盛。

《新唐书高昌》记载：“凡西域朝贡道其国，咸见壅掠。”

高昌与唐朝关系不睦，使得，最终令唐朝不堪其扰转而出兵，遂道路复通，由此可见国家政权的更迭也对文化传播通道造成一定的影响。只有秉承“同御榻以延其使”的仁爱友善之态，才能在文化对外交流中始终占据主动的地位。

结语

历史证明，作为推动中外文化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文明使者，从唐朝文化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华民族都始终怀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不仅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尊重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用实际行动为各国经贸间的互利互惠、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文化上的共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然而，在探析唐朝文化对外传播及其当代启示的同时，我们绝不能一味沉醉于千年前的文化成就而掉入孤芳自赏的文化泥淖中停滞不前，更不能对当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形势盲目乐观而陷入到“捧杀”中国的圈套中。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只是进行国际传播所迈出的之一步，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将中华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观逐渐融入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进而潜移默化地形成强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力与感召力。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应当积极树立高度的中华文化自信，学习唐朝经验，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并以此来论述唐朝文化对外传播的当代启示，从而对外展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力与夙愿，使中华文化的种子真正播撒进世界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让中外文化友谊之花盛开于全世界。

《默觚治篇五》记载:“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箨也。”

回溯和研究唐朝文化对外传播方式的有效性，学习、记取唐朝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古鉴今，既是古人智慧在现今社会文化潮流中的积极运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现实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怡、王立群：《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3]房列曙：《中国文化史纲》.

[4]吕思勉：《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