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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已卖不腾房，还蛮不讲理，法院强制执行丨法治进行时

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是个有进取心的人，当时的大宋面临着国库空虚、内忧外患的危机。1068年，21岁的赵顼登基后，就开始努力谋求变法振兴。

赵顼先与三朝老臣富弼商量，当年范仲淹领导庆历新政时，富弼是鼎新革故的先锋，此时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神宗希望他能勇敢站出来，领导新一轮的变法。

但是，65岁的富弼已经不复有当年的冲劲，他劝神宗“谨守祖宗之法，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望着这个被岁月磨去棱角的老臣，失望地挥挥手，让他退下。

庆历新政的骨干中，范仲淹已经去世十多年，曾公亮、文彦博虽有名望和能力，却都年事已高，难以托付重任。韩琦稍年轻些，但他性格刚强，在朝中树敌过多，神宗刚登基，弹 劾韩琦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飞来，神宗只能先让韩琦去地方任职了。

神宗心中有两个备选人，一是50岁的司马光，一是48岁的王安石。司马光学富五车，修编《通志》，总结历代功过得失，精 准到位。王安石，则在地方工作多年，几年前他呈上的《万言 书》，力陈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变法方案，令神宗欣赏。

神宗想起用王安石，却遭到大臣反对，参知政事吴奎说这人固执己见、做事迂腐，不能担当重任。韩琦则反对说“王安石的才干，做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但是做宰相则气量不足。”

神宗思虑再三，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让老臣富弼担任正宰相，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即参知政事。

新政很快就出 台了，首先推行的是均输法。

开封是宋朝首都，皇亲贵戚、仕宦富户都居住于此，每天生活所需的物资数量巨大，为保证物资供应，朝廷专门设立了发运司，将各地物资通过水路运过来。

因为缺乏有 效管理，发运司的工作混乱不堪，供应渠道不畅，京城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陈年贡品往往都浪费了。

新法专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掌握供需情况，根据京都库藏数量和需要供办的物品，实时增减，存储备用。

这样，既可保证朝廷在物资方面的需要，又节省了购物钱钞和运费，还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理想主义的均输法对减少浪费、节约开销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王安石的首条变法措施就以“利”字当头，遭到了反对派的强烈抨击。

御史范纯仁率先上书，说均输法简直是丢尽了朝廷的脸面，朝廷唯利是图、与民争利，虽然暂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长久来看，必定损害国家形象。

宋神宗立场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将均输法推向全国。

如果说均输法要解决的是朝廷当前的困境，那么紧接着推行的青苗法要解决的，就是事关民生大计的根本问题。

26岁到31岁时，王安石任鄞县县令，他在管辖范围内试行了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农民需要借钱时，朝廷以低于市场利率借款给农民，等丰收之后再归还，效果很不错。

1069年九月，青苗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多位朝廷御史参劾王安石的青苗法重利轻义，真是丢人。

时任青州知府的欧阳修上奏提出，朝廷低息放贷是好事，但是与富户放贷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区别，不如连这低息也取消了，直接无息贷给农民岂不更好？

司马光上了《乞罢青苗疏》，旗帜鲜明地反对青苗法。他认为，富人的富有，是因为勤劳肯干，做事有计划、遇事有眼光。穷人的穷困，是因为好吃懒做，没有眼光和规划。青苗法奖懒罚勤，富人会被穷人拖累的。

韩琦和苏轼也分别上书，反对青苗法。

神宗只得暂缓青苗法实施。王安石是个犟牛，当然不会就此罢手，而宋神宗，终究也是一个迫切想革新的年轻君主。青苗法只暂缓了三天，神宗马上叫出王安石，继续干。

君臣同心，之后还推出了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各项措施陆续收到成效，朝廷财政逐渐充裕，百姓生活也得到改 善。

神宗朝在军事上也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胜利，青年进士王韶受到王安石的推荐和鼓励，写成三篇《平戎策》，神宗读后非常欣赏，先安排王韶进入西北当地调查研究，然后逐渐将西北地区的军事、经济等重任都交给王韶。

王韶果然不负所望，在1070年用“招抚”的方式收服了吐蕃，大宋版图得到很大的扩展。1072年，王韶发动了针对西夏及其党羽的战役。次年取得河湟之战的大捷，收复五个州、斩敌数千，缴获牛羊数以万计，宋朝在西北的疆土一举扩张了两千多里。

这是宋朝建国百余年来少有的胜仗，一时间，朝野上下喜气洋洋、欢欣鼓舞，神宗也是扬眉吐气，重赏了王韶和王安石。

可惜这场旨在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变法，从1069年到1085年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十五年，终于在强烈的反对声中，随着神宗的不幸早逝，变法终以失败告终。

在神宗和王安石的共同努力下，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新法也抑 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

总之，宋神宗赵顼是个努力的君主，只是在整个变法进程中执行力不够到位，而他的运气也太差了点，在38岁时就英年早逝，令人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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