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生活有苦难、失败和不幸，也有欢乐、成功和希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命、顺命、修命和非命，也有造命、乐命、任命和制命，我们该看待命运呢？我们又该有什么样的命运观呢？人不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随时与厄运抗争、战胜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才能建立起丰功伟绩，这是贝多芬的“命运观”：扼住命运的咽喉，成为灵魂的守望者。今天我们想聊聊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位奇才，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命运观呢？

1.王国维的“命”

记得2016年去盐官开会，我去过王国维的故居。当时正好孩子和我谈论人生问题，我随手发了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过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首先，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其次，要勤奋努力，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后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要坚持独立思考，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这既是知学、为学、治学的三重境界也是生存、生活、生命的三重境界。无论做什么都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坚持读书和运用相结合；积极做到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看着王国维的相貌，我们是想象不到他的学术世界、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是达到了如此境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字里行间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人。二十八岁的王国维写下开创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先河的《红楼评论》；三十三岁用一本《人间词话》提炼出了“境界说”，革新了传统文学评论理念；三十六岁写出中国之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宋元戏曲史》……这样一个开文化先河的人，不知何故于1927年6月，投水于昆明湖，将自己五十一岁的生命定格在既孤单又凄凉的历史漫漫风沙之中。

王国维的死，是“命”在“理”中，一度曾是读书人的避讳。比起梁启超的维新，章太炎的入狱，胡适之的白话，熊十力的革命，他的悄然自沉，与其说是不识时务不如说成就他的是“命”而不是“运”。人生困苦也好，忠于清室也好，朋友背信也好，义无再辱也罢，其实内因就是命，这也符合孔子的天命之说：知天命，尽人事；时也，命也，运也。

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妻、暮年丧子，诸此遭际，让人崩溃。老子的一句话说得很透彻：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这就是王国维的“戒”和“患”，也就是庄子借孔子之口所说的“命”和“义”。人世间太多人的命运都是被这两个字压垮的。

王国维的自沉是解脱，贾宝玉的出家也是解脱，皆是基于其所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历程。宝玉的出家与黛玉之死有关，王国维的自沉与生命的变故有关，皆与心有关，心在，生命即在。

王国维的自沉，领悟最深的当属陈寅恪了。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末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荣辱委琐龌浊之说，皆不足置辦，故亦不之及云。”这样的命运，不是世俗之人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世俗社会可以置评的。

张载的四句教还记得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都具有超然于俗世的独立不羁，能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如斯前赴后继，宛如清香一缕，不绝如缕。

2.李叔同的“运”

民国时期，一个看得明白，一个看得透。看得明白的是王国维，看得透的是李叔同。王国维活在“命”里，李叔同活在“运”里。“命”和“天时”赛跑，“运”和“地利”赛跑，所以说李叔同一生都在随风飘散，该做翩翩公子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该要做和尚的时候就彻底地做一个和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随风飘散，这就好比一个演戏的优伶：该演青衣像个青衣，该演老生像个老生，人生该入戏就入戏，该下场，一切皆如“知天命，尽人事”也。林语堂曾惊奇一跳而言：“这个遗世而独立的人，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虽存若殁”，不见家人难，不见佳人也不易。雪子来了走了，俞氏来了走了，都是一句话相当决绝：不见，俱往矣。

王国维是个奇才，生于南方活动在北方，他把小说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都玩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李叔同也是个奇才，生于北方活动在南方，他把每一样也都玩到了极致：诗文之一，丹青之一，金石之一，西洋乐之一。“人生如大梦，惟我独先觉”，此梦一醒，人生悟道，圆满归去。

家境破败也好，精神破产也罢；经世济用也好，灵魂生活也罢，生命不过三重境：成长、成功、悟道也。李叔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三重境界不就是他的生命轨迹吗？那个时代，风雨飘摇，天地晦暗，有的人刀刃上舔血，有的人温柔乡里酣卧，弘一法师却在古庙里为生命点灯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