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四十，开始怀旧，童年、少年时的那点事，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找上门来，勾着你不由去回忆。

20世纪70年代，最能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一大问题就是照明。从我记事起，家家户户都是靠煤油灯照明。一根长长的棉线从一根用铁皮做的细长茎里通上来，火柴一点，灯就着了，亮或不亮，可以用挑长或挑短露出的细线加以调节。

煤油灯，也叫“洋油灯”，用“如豆灯光”来形容油灯的亮度再恰当不过了。我小的时候，农村还没有电，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个或几个煤油灯。煤油灯的结构极其简单，我家的煤油灯是用一个白色玻璃瓶做为灯座，上端覆盖一个圆形的鉄片，中间穿过由多股细线捻成的油捻子，一直拖到盛油的瓶肚子里。

我出生的年代，也正是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乡下。在那里，我曾经历了无数个靠煤油灯度过的日落后的时光。煤油灯昏黄的光环时常像一粒萤火虫般飞进我的记忆，点亮一个个深藏在心底的梦，也让我看到了父母摸黑劳作的身影，看到了一灯如豆的饭桌上，认真作业的孩子，也看到了艰苦历练中他们的成长。

在我记忆里，大部分人家都在使用一种自制的简式“煤油灯”，材料很简单，自己动手 *** 一盏煤油灯，一点儿都不费事。就地取材，选一个大小适宜的、带金属瓶盖的玻璃瓶，在瓶盖正中间穿一个大小适宜的洞，插入一个薄铁片卷成的小圆筒，用棉绳做灯芯，灯芯上端从小圆筒穿出，点燃即可照明。由于自制煤油灯缺少防风玻璃罩，从堂屋到厨房的移动往往要用一只手或身体遮挡才行。煤油管子越粗灯便越亮，但是基于节约用油的目的，父亲做的管子总是比黄豆还细，天黑后点起来，喷出比黄豆稍大些的小火苗，屋里虽然不是漆黑一片了，但亮起来的，也就只有巴掌大那一小片，其他地方亮光打不到，便朦朦胧胧的，墙上或顶棚上那些陈旧的报纸和水渍印，在半明半暗中仿佛变成了张牙舞爪的魔鬼，没有大人陪着时，多少会有点害怕的感觉生出来。

晚饭后收拾利索，一家人会或远或近围在煤油灯前坐一会儿，手里有活计的理所当然凑在最前面。往煤油灯跟前凑得最少的是父亲，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即便偶尔回来，也早早躺下睡了，再早睡了的自然是玩累了的我和姐姐们，已经上了学的姐姐，少不得爬在灯下做会儿作业；到冬天，守在灯前最多的，是母亲，她要为我们赶过年穿的新鞋。

做鞋最费功夫的是纳鞋底，看着母亲守在一闪一闪的小煤油灯下，扯过来拉过去地细细纳鞋底，也算童年最温馨的旧忆之一。那时候很好奇，不知道母亲纳鞋底之前，为什么要将长针在头发上蹭几下，而且纳的过程中间，也断不了拿针在头发里不停地蹭，直到长大后才明白那是在给大针过油，针在头发里蹭的时候，天然的发油就自然地粘到针上，等针往鞋底里扎时，能发挥润滑剂的作用，纳起来就又快又利索。

童年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不注意，就挎上母亲缝制的花书包被送进了学堂，小学时还好说，摸黑赶夜的时候少。每当我趴在小桌上写作业，母亲总要叮嘱我离油灯远点儿，小心烧了头发或眉毛。写完了作业，是不可以浪费煤油的，当我们各自钻进被窝，缝完衣服的母亲直直酸痛的腰，喊声：睡觉了！然后吹灭油灯，随之一股刺鼻的煤油味袭来，屋里顿时一片黑暗。

我上初中时，已是八十年代了，生活条件已经在慢慢转好，农村也开始用上电了。到晚上，村里供电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偶尔会停电一两天，家家户户都还保留煤油灯，平时放在不起眼的地方备用。

如今，老家还收藏着几盏形态各异的油灯，其中有两盏是带有玻璃灯罩的，一个像小烟囱，另一个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在当时，它们对平民百姓来说绝对是奢侈品，不光是价格昂贵，更主要的是，煤油灯扣上灯罩后，煤油燃烧充分，灯虽亮了，但同时比较费油。难怪我家的油灯母亲一直不肯扣上灯罩呢。

有关煤油灯的俗语也很多，比如：“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灯盏再小能照亮，油篓再大不搁舀”、“灯窝里没有油熬捻子，腰包里没有钱急汉子”、“灯苗虽小，能照亮间屋；羊蹄虽小，能走出条路”等等，深奥的道理被说得通俗易懂。

时过境迁，煤油灯悄然退身，逐渐演变成老物件，消逝于漫漫时光长河中。如今，那些煤油灯已深藏在心底，化成一盏永不泯灭的心灯，照我前行。

农家土灶饭菜香

20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苏北一个偏僻的乡村。那时候，我们村连烧煤球的条件都没有，家家户户都使用自制的土灶台烧火做饭。

说起土灶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说过，但见过的就很少了。

早期的土灶很简易，都是用当地的泥土混合上麦麸，加水搅拌，就像和面一样，不能稀也不能太干，和好土后，依照着一口铁锅用手小心翼翼地盘出一台约50公分高度的圆筒土灶，为了美观，还要用手沾水来回将圆筒里外抹平，还要让灶壁厚实均匀，圆筒壁厚度约6公分。晾干后，在表面再刷一层厚厚的黄土皮子，抹得油光滑亮，摆放在厨房墙角，在上面一左一右各安放两口铁锅，一大一小，这种简易的土灶基本上没有灶台面。后来人们生活条件逐渐提高，土灶又改用土砖、红砖建造，上下两层，中间有漏灰条板，柴草燃烧后，灰就会漏到下面，利于柴草燃烧。土灶台一般都建在厨房一角，紧靠窗口下，有长方形和半椭圆形两种，一根正方形的烟囱直通屋顶，每到做饭时分，整个村庄弥漫着阵阵菜肴的芳香。

土灶台，别看它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外形丑陋，但是，一家人的顿顿饭食，都成就于它的胸腹中。

记得小时候刚学着帮母亲烧火的时候，看着灶膛里燃烧的熊熊大火，却不知怎样去添柴，只是一味地往里面塞干柴，本来烧得很旺的火，顿时被我这样一顿猛塞，压得死死的，不见一点火焰，只见浓浓黑烟直往外冒，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在一边咳嗽干着急。母亲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对我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公，要把柴火支起来烧。”那时候不懂母亲说的这句话，在我的理解上就是柴少添点，让火空心。我按照母亲的说法开始添火，在灶膛里掏出多余的柴火，用火棍子把干柴支起来，让火空心，看着火还着不起来，一时性急忘记了旁边的风箱，直接用嘴对着灶膛口吹气。突然，火苗从灶膛口猛地一下子蹿出来，顿时闻到一股头发烧焦的味道，我赶紧跑到堂屋的镜子前一看，眉毛、头发被烧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明白了母亲说的那句话：柴火中间空起来才能使火接触到更多的氧气，让火烧得更旺；做人应该把公道放在首位，才能无愧于心。

土灶台，大铁锅，虽说土，一家一户，却拾掇得干干净净。如果谁家有烧猪肉的，肉香味便能飘满整个村庄。做出来的大米饭，远不是现在电饭锅煮出来的能比拟的，尤其是饭熟的时候，那股香喷喷的焦米香，直钻鼻孔。这柴火饭撩人肺腑的亲近，没有乡居的日子，没有亲身的体验，恐怕是很难体味出它的可人滋味，在心底，自然在多一份留恋，多一份烙在心底的乡愁。

记忆里，母亲每天都在灶台前忙这忙那，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父亲坐在灶膛前，一把一把塞柴禾，红红的火光，映照着父亲的脸，他脸上的皱纹，也在火光的闪烁跳跃中，或明或暗。锅里煮的菜，咕嘟嘟直响；母亲会不时跟父亲交代，灶膛里的柴火，或加或减；如果是蒸饭，等听见饭粒细微的爆响声，有香气溢出锅盖的时候，母亲会让父亲把灶膛里的火，慢慢捂了，锅里的饭，慢慢蒸，这样做出来的饭，又松又软。

在老家，普通的土灶台一旦遇上红白喜事时，就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要大摆酒席，自家里的一个土灶自然不够用，还得在外面用土砖糊上泥巴，搭个简易的土灶，架上几口大铁锅，然后烧水、炒菜、烧饭，那种热闹场面，孩子们最喜欢。

1989年3月，我当兵入伍，离开家乡在部队锻炼，这一锻炼就是十来年。自从离开家，就很少吃到土灶台上做出来的柴火饭。部队转业后回到家乡工作，由于父母亲年迈体弱，我把两位老人接到城里生活，我们就此告别了老家的土灶台生活。

随着农村城市化，土灶台渐渐地被现代的燃气灶所替代，现代化的工具虽然用起来方便，但是，再也做不出故乡土灶里烧出的饭食味道了。

作者：乔加林 来源：青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