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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国便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大国。

这也就意味着，如何对这辽阔的疆域进行有效管理，是统治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秦朝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郡县制。

但由于统治时间过于短暂，各项规划还来不及实施就胎死腹中。

因而，其在城市的建设上也没有大作为。

而到了汉代，更多是吸取先秦的教训。

同时，其又基于自身所面临的军事形势，以优先保全都城，边防重点建设的防御思想，建立起了内外联动的城市防御共同体。

璀璨明珠般的郡县分布，汉代城市建设别有风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丧失，诸侯国为争夺土地、财富开启了连绵不休的战争模式。

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诸侯国一方面不断刷新军队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修建固若金汤的城池，试图打造牢不可破的城市防御体系。

通常认为，在冷兵器时代，城市要想做到基本的防御工作，不但要考虑高大的城墙，还要想到城门、城楼、马面等一系列的城垣设施。

在此基础上，再对士兵进行编排。

彼时，统治者必须要做好这些事情，否则就无法建立起规范的防御体系。

而在城市建设的 *** 之下，邯郸城、临淄城、纪南城等脱颖而出，成为众所周知的名城。

然而，过于耀眼的东西总是难免遭人嫉妒，继而产生想要毁坏的心理。

在嬴政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这些名城均被军队有意地破坏。

以至于这些城池残破不堪，无法再继续作为统治中心来使用。

而秦朝建立后，统治者尚未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来修复这些城池，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政权。

于是，这一重担便落在汉初统治者的肩上。

汉初统治者接任修复的任务，并不是为了传承古代，而是出于自身的政治考量。

众所周知，西汉立国之初，实行分封与郡县并存的国策。

随着诸侯国的势力不断被削弱，地方行政制度也由郡县两级制，逐渐发展为州郡县三级制。

那么，这些州、郡、县又是从何而来呢？

《汉书》记载道：刘邦曾于“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

这里的“城”，即为“筑城”之意。

然而，根据当时官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配置来看，在全国大肆筑城显然不可能。

既然筑城不可能，为何不在原有的旧城基础上做个修补工作呢？

毕竟，修复城池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要远远小于筑城所花费的。

因而在这里，汉初统治者口中“筑城”实则模糊了概念。

他们将修补春秋战国时期的旧城，也看作“筑城”工作。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汉时期的城市建设，就是致力于做好修复工作。

根据史实记载和考古发现，除开都城长安是西汉初期所建造。

其他的大都城、中小城市一律是修补旧时城邑而来。

同时，汉朝统治者在修复工作上的不遗余力，几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即，郡县级以上的城市就有上千座，小城邑更是不计其数。

据统计，光是考古发现的汉代城邑遗址就有六百多处。

如，磁县讲武城、崇安城村古城等。

如此众多的城市星罗棋布地分布于广阔的国土上，恰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缀着汉室的江山。

其中，最为耀眼的，莫过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

众星拱月般的汉代都城，保卫君权统治

两汉时期的政治中心均落于关中、关东地区。

这一带地区身处腹地，很难与少数民族产生直接、正面的接触。

他们更多受到的是来自王朝内部的冲击。

因而，汉代都城所采取的建设模式，是典型的“内城外郭”形式。

城郭作为重要的城市防御设施，强调的基本原则是：筑城保卫君主，造郭守护百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则的内容不可混为一谈。

因为在特殊时刻，筑城与造郭之间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冲突。

早在先秦时期，城郭本是作为抵御外敌的工具。

秦朝建立之后，高大的长城代替了城郭的这一作用。

因而，城郭也由强调对外防御转变为对内控制，并成为君权统治下法律与秩序的象征。

这一点在汉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要知道，汉初统治者亲眼目睹了农民起义的威力。

内心是极为惧怕这股力量的。

为了防止农民发动起义，汉代都城的建设着重强化城郭的御内作用。

一方面，汉初统治者用“城”与“郭”将君与民分隔开来。

其严禁民众擅自进入皇城之内，尽可能地减少不同阶级的社会流动。

由此凸显了“城”“郭”之间鲜明的等级差异，避免引发冲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都城所设置的中央军，也是直接受命于皇权，专职保卫皇室的安全。

总体而言，中央军的兵力不算特别充裕，但武艺本领强悍。

将士基本可以做到以一当十的地步。

此外，在粮草、武库方面，都城的建设也是极为完备。

根据《史记》记载，都城不但有专属于自己的京师粮仓，还接收着来自细柳仓的“救济”。

在武库方面，汉代都城也是极具优势。

一般来说，只有在设置铁官、工官的郡才能设置武库。

但由于都城的政治特殊性，武库的设置是必要的。

但不同边疆地区的武库，都城武库中的武器数量较少，只能用于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

这也就意味着，汉代都城的建设不再是先秦时期的军事防御模式，而是凸显出维护皇权统治的政治防御功能。

那么，为了政治防御功能的正常运作，汉初统治者必须利用其他城市的力量来守卫都城。

陵邑的设置便是出于此目的。

所谓“陵邑”，指的就是大量人口迁徙至皇陵附近，进而形成的行政区域。

简单来说，陵邑就是一大批人出于保护陵寝等目的，聚集在皇室陵园周边所形成的小城市。

古代皇室的陵寝规模之大，现代人可能无法想象。

根据《后汉书》记载：“秦置丽邑，因徙三万家丽邑。”

“丽邑”是秦始皇在骊山脚下设立奉养陵园的机构。

因而，这里的三万人还只是“丽邑”的工作人员，并非奉养陵园全部的居住人口。

汉代继承秦制，也在都城周边设立了多个陵邑。

如惠帝的安陵邑，文帝的霸陵邑。

同时，汉初统治者还专门迁徙了大批富豪大族前往陵邑。

其名义上，是看重他们与皇室深厚的血缘联系，实则是为了更好地监督、控制他们的走向。

军事防御为主的边疆地区，维稳边线秩序

地处边境最前线的边疆地区是汉代城市防御的重点地区。

毕竟，此地区常年受到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扰。

一旦失控便能引发汉朝的统治危机。

为此，在边疆地区的城市建设上，汉代统治者莫不费尽心力。

一般来说，边疆城市的建设多以“回”字形为基本样式。

内外、大小两重相套，从外观建设上就表现出了一种对北部边敌的防御姿态。

如今地处呼和浩特的塔布陀罗海古城也是这般建设。

根据史料记载，大、小城内的设置并不完全一致。

大城内，主要居住的是少数平民和大量的士兵。

小城往往偏居在大城的某一角落，地址相当隐秘，内有幕府、武库、仓库等重大军事设施。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城就不存在任何的地理防护。

要知道，边疆地区的边城通常设在长城沿线的内侧。

而长城一带还会设置障城等极具干扰性的城池。

如此一来，整个边疆地区实则形成了数层军事防御。

长城首当其冲，障城次之，大城又次之。

它们相辅相成，互相支援，在汉朝北境树立了一道巨大的防卫屏障，为抵抗匈奴侵犯、保卫边境安宁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所谓，战争未启，粮草先行。

为了防止游牧民族偷盗粮草，汉朝在边疆地区往往不设粮仓，而是采纳了晁错的建议，让士兵们就地耕作。

因而，士兵们既要忙于平日的军事操练，也要下地干农活，辛勤劳作。

不得不说，晁错这一做法相当地妙。

此举不但解决大部分的边防军粮，有力地支持西北前线的作战；

还开拓农业发展的版图，保证朝廷对边疆地区的稳定统治。

否则，在不设粮仓的情况下，仅依赖朝廷的运输，军粮远远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更别提行军打仗了。

简言之，边疆地区的城市建设根本上是为了建立起有效、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

政治功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结语

总的来说，汉朝在城市建设方面，展现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智慧。

在备受外敌侵犯的边疆地区，汉朝以军事力量打压为主，强化自身军事防御的能力。

在政权的中心都城，却以内防为要旨，设置诸陵邑，优先维护都城的安危，进而实现了都城与地方城市之间的联动。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