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不断地被人们提出来，甚至写入奏折，到达光绪皇帝的案头。这些纷至沓来的奏章构成了戊戌变法的前奏曲。

而其中的最强音当是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十日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布“诏定国是”前十年，康有为的七次上光绪帝书。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三十岁的布衣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日本崎岖小岛，近 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 况以中国之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 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生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

遗憾的是，这道奏章被翁同龢认为是:“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而拒绝代呈，奏章未能送达给光绪帝。但是在民间广为传抄，产生不小的影响。

在《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37岁的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这一次，他从政治制度方面，提出了请光绪帝实行“议郎议政”制度。这些“议郎”具有“上驳诏 书，下达民词”之权力。这种“议郎议政制”，同西方君主立宪国的国会和议院制度十分相似。这项建议，实除上是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这个上书，得到了在京的18省1300名举人的声援，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但这次上书由于遭到主张签约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反对，仍未能上达光绪帝。这已经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了，遗憾的是光绪帝仍未看到。

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已授进士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把上光绪帝第三书呈送给都察院。该上书具体而戌地提岀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并进而着重强调了选拔人才的重要性。都察院经数日研究，于五月十一日将原折进呈光绪帝。这是光绪帝之一次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他阅后十分满意，命阁臣将其另行抄录三份，一份送慈禧，一份留在乾清宮，一份发往各省督抚会议。这份奏折引起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他将该奏折置于案头“留览十日”。

光绪帝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康有为又上第四书。这次上书的主旨依然是提出他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政治要求。但是，该书仍未能上达光绪帝。

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是在德国强借胶州湾之后。当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从广州赶到北京，向光绪帝上了一篇一千六百多的奏折。在这篇奏折里，康有为敏感的认识到德国抢占胶州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形势险恶，必须奋起。他提出要光绪帝下诏罪己，明定国是，制定宪法，学习西方，以求进步。但是这道奏折仍然没有到光绪帝的手中。

但是，这是媒体的力量就展现了出来，上海、长沙等地的报纸对这道上书奏折加以刊载，并由大同译书局刊印单行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康有为的第六次上书光绪帝，是针对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荒谬观点。这时读物他，刚刚与五大臣进行了关于变法的激烈辩论，受到了光绪帝的重视。他在奏章中指出新法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新则合，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他热烈的希望光绪帝审时度势，决定国是，尽弃旧习，发奋更始。康有为在第六次上书中提到的政治主张和建议，正是知道“百日维新”的变法纲领。

上清帝第七书。是康有为在编纂《俄大彼得变政记》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七次上书光绪帝， 在这一奏折中，康有为以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图强的历 史，说明中国国情与俄国相似，若要变法，就应该学习供 国彼得大帝提供的历史经验。这样，变法才能取得成功。

康有为十年间七次上书光绪帝，虽然这些上书并没有完全被光绪帝所看到。但是他系统的、完整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和实施步骤，这些上书的内容在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在中国大地上产生极大的反响。它成为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 器，为光绪帝的百日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是戊戌变法的最强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