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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哪家银行抵押贷款(天津 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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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天津的两个“钱柜”

1902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1859-1916),奉命调往直隶,接替不久前去世的李鸿章出任总督。

直隶处于拱卫京师要地,直督历来为各省督抚之首,袁世凯这一升迁,用当下时尚的语言,可以说是其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拐点”。

此时的天津,已是仅次于上海的北方最大的商埠,但刚刚遭受八国联军的破城洗劫,烧杀抢掠,瓦砾遍地,已是一片废墟;

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商家、官府的银两被侵略军抢掠达数百万吨;市场萧条,物价飞涨,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尚不稳定。

初来天津到任的袁世凯,颇觉“受命于危难之中”。面对此情此景,要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任务十分艰巨繁重。

作为官府,曾有人形容已是“库无银,档无册,书房无吏”的惨淡局面。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因制钱(辅币)奇缺,竟然出现用纸条、竹签来代替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

曾在山东协助袁世凯创建山东大学堂,并首任学堂总办的周学熙(1866-1947),因其父周馥接任山东巡抚,

依朝廷定例,父子不得在同地为官,于是也来到天津,继续在袁世凯手下效力。

周学熙接受的头一项任务,便是被袁世凯委派,出任银圆局总办,铸造铜圆,以应市面之急。袁在赴保定前对周说:“我月余归来,冀见鼓铸成功。”

周学熙迅速行动,选定大悲院残址,招募技师、工匠,又在机器东局废墟中“搜求机器”,“精心构思,设法修配,昼夜兼营”,仅用70天,

“房屋机器,一律告成”。袁世凯自保定归来,“诧其神速,推(周)为当代奇才”。

同年12月,便已铸成“当十铜圆”150万枚,于是“市面赖以接济,物价顿平,人心大定”。

因其式样新颖,便于携带,颇受欢迎,至1907年3月底,所铸成“一文、当五、当十、当二十四”各种铜圆,折合“当十”面值铜圆达68218万枚之多。

铜圆的问世,不但满足了市面的需要,更带来了出乎意料的丰厚利润。

据史料记载,北洋银圆局自1902年开铸铜圆,至1907年3月底,不到5年的时间,共获利银193.4万多两。

这就为袁世凯主政直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财力。

当年,正值朝廷推行“新政”,练新军、办学堂、振兴实业,无一不需要财力支持,而朝廷于“庚子事变”后,承受巨额赔款,自顾不暇,

地方事项多赖自筹,银圆局的盈利,正适得其时。

据此,袁世凯以周“心精力果,为守兼优”考语,呈奏朝廷“留省序补”。也如周本人所言,“蒙袁公深赏,遂逢知遇,叠绾要差”。

此后,周学熙一路顺风,先后出任过淮军银钱所会办、工艺总局总办、北洋支应局总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多项要职;

在袁的支持下,创建了启新洋灰、滦州煤矿两个大公司,并亲任总理。奋力周旋于官、商两个舞台。

周学熙于1903年曾奉袁世凯委托,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见识了近代银行业务的经营。

因此,出任官银号督办后便着手制定《天津官银号总章程》,整顿改组,把银号引向近代商业银行方向发展。

《章程》定名它为“天津银号”,以“维持市面,振兴实业”为“宗旨”;资本额400万两,分两次筹集;

规定省内公家官款必须在此入存,“官款所得息银”只准“督宪(即袁世凯)提用”;

以及改革人事、薪俸制度……等。此后,又创办了“博济储蓄银号”,吸揽民间零散钱款,扩大了资金来源;

增设“官栈”,方便客户抵押物品存放,降低放贷风险。

这样,就使“死钱”变为“活钱”,支持了实业的发展。

它的放贷借垫,既有对启新洋灰、滦州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等每笔四五十万元(两)的巨额款项,也有对造胰公司、牙粉公司一二千元(两)的借款。

特别是官银号还为袁世凯扩建北洋新军,发行了债票银480万两,以6年为期,连同息银140余万两,均由官银号汇总、收发、拨兑。

如此巨额的公债,由省级举办,在当年还属首创,它为袁世凯解决了扩军经费的大问题。

天津银号还曾印发包括银两票、银圆票、铜钱票等纸币,都为它充实了资金,也接济了市面的需要。

作为省财政,自然还有包括田赋、盐税、关税……等数十种捐税收入,

但上述“北洋银圆局”、“天津银号”则称得上是袁世凯主政直隶,有别于其它省份的两个特殊的、丰厚的“钱柜”。

使得袁的“北洋新政”干得最为出色,以至于成为全国的“模范”。正因其“政绩突出”,数年后便奉调入都,升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

至于尔后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祸国殃民,则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正是周学熙于直隶辅佐袁所表现的出色理财才干,当辛亥改元,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后,“征召频频,函电纷至,策使临问”,两度任命周为财政总长。

幸好,周学熙“大事不糊涂”,当袁世凯野心称帝时,周“坚不附和”,与袁分道扬镳。不久,袁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

周学熙也离开官场,专心经营他的实业去了。#传奇# #说TA#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