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商法？

西方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蓬勃发展，靠的是在中世纪中后期，商法的奠定和持续的普及。

对比之下，同一时期的我国仍旧处于农耕社会的强盛阶段，以至于后来并未形成重商传统，商法的出现更是遥遥无期。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既有不同地域下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又有社会整体治理下的显著区别。

首先是地理因素的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曾专门阐述过环境和气候对法律的作用。

欧洲因为地缘狭窄，高山和海洋导致其没有十分宽阔的农耕土地。所以，西欧在中世纪之前，也未能形成有体系的农耕文明社会。

不过，便利的海上通道，却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最早还在古希腊时期，爱琴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就已初见成效。

因此不得不说，欧洲从一开始，就有靠着便捷的交通运输，逐渐形成的经商和重商的社会传统。

其次，随着重商传统的逐渐稳固，欧洲在社会层面对于商业行为也是频频的大开绿灯。

还在古希腊时期，执政官梭伦就颁布一系列法令，大力发展商品贸易。随后的罗马帝国时代，商业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巩固。

中世纪后，非但全社会形成了商业贸易的氛围，就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职人员，也都参与到商业贸易中。

对比之下，我国自封建社会早期，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西汉初年，朝廷多次下诏鼓励农桑，到了汉武帝时期，一系列打击工商业的行政措施更是异常严厉。哪怕是到了最鼎盛时期的唐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旧是国本国策。

反过来再去看中世纪的西欧，在国家鼓励全民参与的情况下，商业的发展与复兴，呈现出了星火燎原之势。

从11世纪开始，西欧繁荣的商业区域，形成了南北两大格局。一个是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半岛区域，另一个则是欧洲北部的弗兰德尔海岸地区。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围绕商品交易构筑起来的各种规则便被细分化了。

新型的商人阶层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也联合起来组成了各种协会。规则、协会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构成了中世纪商法最终形成的基础。

所以综合来看，先有重商的社会土壤，而后逐渐形成有体系的商贸产业与活动。在这个基础上，保护商业整体运转的商法，也就渐渐形成了。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国，在同一时期之所以未能形成商法，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我国古代社会，没有法治意识形成的环境。

我国之所以会形成小农经济，地域宽大适合耕种是基础。在小农经济缓慢推进的过程中，古代便形成了以地域宗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

人们注重乡土和宗族伦理，没有像西欧社会那样，形成一种大范围商品交换的氛围。商品的交换规则在整个社会是缺失的。

一元社会的法律体系，没有给其他律法的形成留下足够的空间。

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王权是一个持续加强的过程。除了朝廷颁布的律法条文，社会上根本不存在与之并存并行的法律体系。

加上历朝历代对小农经济的模式高度认同，商人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十分逼仄，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做依靠，各种商业规则自然就建立不起来。

我国古代商品经济活动长期处于低阶形态，没有达到商法出现的时期。

因为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政策推动，导致社会整体的商业活动，仅仅局限于某一区域，而没有形成更大的规模。

小农经济的模式下，人们即便有买卖的需求，但也是为农业活动服务的，不会形成单独的成体系的商业规模。

对比之下，只有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才会出现借贷、代理、运输、保险等等有关商贸活动的诸多规则体系。

中世纪的商业贸易活动，正是由于进入到了一个更复杂的体系里，所以才需要成体系的商法来保驾护航。

我国古代最终没有形成新商人阶层。

虽然唐宋之后，我国也逐渐形成了晋商、徽商、潮商等地域商业巨头，有些商人更是富甲一方。

但是，和中世纪的西欧商业活动比起来，古代我国的商人，始终未能展现出应有的独立性。

本身因为社会整体的限制，古代的商人在产业积累到一定规模后，总想着入仕做官，或者是让子孙后代考科举，而非继承祖业。

商人自身的阶层属性，只能依附在其他阶层，缺少了独立性，那么规模做的再大，也都是昙花一现。

而且由于一元社会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古代的商人，根本没有像中世纪西欧的商人那样，联合起来来保护自身阶层的权益。所以，当商人本身都是一盘散沙，成体系的商法就更不可能出现了。

当晚清的郑观应慨叹我国没有商律的时候，此时的欧洲，经过自中世纪时代商品贸易的洗礼，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

对比之下，晚清时代的中国，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也最终分崩离析。

打破自身的局限之后，商业活动等一系列规则，在古老的大地上才缓步确立。

作者：许平野

编辑：兰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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